时隔十余年，8月18日13时，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专题展览重装亮相，在北19展厅对公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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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专题展览，记者正在拍摄展陈玉器。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展出480件（套）文物，首次尝试将景致与展柜相结合

新版“中国古代玉器”专题展览对2011年旧版内容作了调整和提升。“旧版展览主要从艺术史的角度展示中国古代玉器的特色，新版展览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深厚底蕴。”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张运说。

新版展览包含“玉出东方”“玉礼堂皇”“吉玉琳琅”“琼华满堂”“镂冰雕琼”五个前后贯穿、互为联系的单元，深入探寻中国玉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示玉器从饰品到神器、礼器，再回归世俗，由帝王贵族专享到普及民间的发展轨迹，同时展现玉器制作的工艺流程与审美意境。

作为国博收藏的大宗，馆藏各类古代玉器近9万件。此次展出的480件（套）文物上自远古，下至晚清，器类丰富，其中一级文物数量达80余件。此外，此次展览还特别增加了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的各类矿石标本20余件。本次展览展品数量之多，展出文物规格之高，在国内同类展览中实属罕见。

“内容设计上，我们增加了很多玉文化的延伸，比如玉器与自然信仰、礼教、王权、个人修养之间的关系，在展厅中还设置了多媒体、沙盘等，希望观众能在观展过程中从多角度去理解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展览内容设计孙梦颖说。

形式设计上，展览充分考虑到展览空间分割、展柜布局与展示内容的统一，灯光照明、氛围营造与展览主旨的契合等诸多问题，力图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此次布展过程中，我们首次尝试将景致与展柜相结合，把景致放在展柜后面，观展时会有隐隐的透现，能够让观众赏心悦目。在局部空间，我们还采用了模拟天光的设计形式，能够提高整个展厅的照度，避免观众在观展时产生疲劳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展览形式设计刘洋说。

“中华第一凤”、玛瑙玉组佩等重点展品亮相

第一单元“玉出东方”主要表现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夏商时期中国早期玉器的发展历程，红山文化中的玦形龙、肖家屋脊文化中的凤形佩、石峁文化中的四孔刀等重点文物都在其列。

8月1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专题展览，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中的玦形龙。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湖北天门罗家柏岭出土的凤形佩代表了肖家屋脊文化玉雕的最高水平，被称为“中华第一凤”。商代晚期妇好墓中的玉凤，在造型、风格、纹饰的雕刻手法上都与此佩极为接近，应该是同时代的玉制精品。

第二单元“玉礼堂皇”主要表现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礼玉时代的发展脉络，包含佩玉饰品等。“西周时期出现了以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法制度，所以在文化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演变。传统的璧、琮、圭等‘六器’，什么样的等级，使用什么样的玉器，都是有规定的。”张运说。

1957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玛瑙玉组佩格外引人注目。组佩是周礼制度的物化表现，佩饰的材质、架构、长短则成为区别身份地位高下的重要标志。地位越高的人组佩的长度越长，结构越复杂。此外，组佩系在身上，行路时环佩叮当，还有节步作用，用以彰显主人的从容气质和优雅风度。

造型精巧、形态神秘的人头像、兽面纹饰、神鸟、坐熊反映出这一时期的自然崇拜。夏商延续了敬神传统，除了天地、星辰、动植物崇拜外，还盛行人鬼神灵崇拜。

“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玛瑙扣饰是此次的亮点展品之一。”张运说，这些玛瑙扣饰背面有双孔，通过丝线可与各种珠管连缀成一整幅“珠被”覆盖在死者身上，是古滇国仿效中原王室葬仪制作的“珠襦玉柙”。

第三单元“吉玉琳琅”主要表现隋唐以后玉器世俗化发展的基本脉络。自此之后，玉器礼仪制度逐渐淡化，神秘色彩减退，逐渐成为一种祥瑞之器，越来越多地作为俗世珍宝，用于日常生活。在此单元，观众可看到各种各样的首饰、小型圆雕玉件、兼容东西方文化特色的玉器等。

第四单元“琼华满堂”则重点展示明清时期以陈设为特征的玉器品种，分为“仿古彝器”“艺用双绝”“文房诸宝”三组。第五单元“镂冰雕琼”从材料和工艺角度介绍宝玉石知识及治玉技术的发展，观众可通过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的矿石标本，了解一块玉最初的形态及开眼、解玉等工艺，以及浮雕、镂雕等加工工艺。

8月1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专题展览，清代双獾佩。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李立军